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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88游戏娱乐道家在前天最大的价值是重新退换现代社会,重新找寻精气神儿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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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鹏程 图/源自网络
“如果生活在古代,你希望自己成为哪一位古人?”
“我效法孔子,也教学、也从政、也流浪、也着述。但我不可能比得上孔子,就比朱熹也差得远。我愿成为他们的学生。若不然,做庄子学生也不错。”
打开龚鹏程教授的履历表,有两点很引人注目。第一点是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很多事,担任过很多职务,是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近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之余,还在各地创办书院,希望接续古人自由讲学的传统;第二点是他的着作非常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展现通贯气象。
在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是怎样兼顾到做学问的?他答,“我不是兼顾做学问的,我只做学问。学与思、知与行,是一体的。例如我做过出版,其经验与思考就令我发展出‘出版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这样的学科。经历滋养着学问、学问实践为事业。生命的历程、生活的经验、社会的活动,无一不与学思搅和在一起。所以我的学问是活的,书比只在书斋里的人写得多、领域也比只在书斋学院里的人广。因为生活世界实在太广大了。”
他还钟情于武侠,是古龙生前最后一个访谈的作者。2013年的“天山武林大会”火热一时,他是这个活动的执行召集人……
不过,众多的身份、头衔,都无法遮住他的儒者底色。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的言论,荒诞幼稚,而人皆不以为异。譬如动不动就讲我们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个人都这样说,都觉得理所当然。什么?你觉得很有道理?那我问你,如果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跟我说:龚鹏程,你学问很好,但我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认为我该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说八道,我的精华与糟粕你懂啊?’不是吗?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学问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的,和别人不是一个境界,人家讲话你就连听都听不懂。现代人站在一个现代虚妄的进化高峰上,读古人的书,像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这个地方叉叉,这个地方还可以。书不是这样读的,你只有真正能够了解人家在说什么,你才能受益。而要了解大圣哲却是很难的,要花很多气力。”
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概括为“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历史上他所推崇的儒者,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论语·泰伯篇》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佩服的人莫不如此。”
面对文化断层多年的现实,“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可谓布满荆棘,是否曾经感到过沮丧?他说:“我打这份工,是自愿的,既非衣食所迫,也没人逼我这样做,怎么会沮丧?乐着呢!自嗨之余,若偶尔还能办成一两桩事,那就更要乐不可支、谢天谢地了。”
孔门尚刚。子曰:“吾未见刚者。”行走在“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上,龚鹏程自现儒者之刚。
“国学热”持续多年,而儒学是国学的核心。今日儒学成为热词,各式“儒者”满天飞,然而其说或支离,或肤廓。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这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儒者的声音,很有必要。
民间有国学热是出于文化自救
当下似乎“国学热”又来了,这与官方的推扬似乎分不开。你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这股热潮?这股热潮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不,你不是也说这股热潮经久不衰吗?确实,国学热已热了二十几年,乃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到这两年才有官方的推扬,而且还没全面推扬,内部仍有争议。就是推扬,也还只说是推扬“优秀传统文化”云云。民间之所以会有国学热,主要是出于文化自救。社会现代化以来,价值错乱、信仰空虚,民无所措手足,不自救行吗?而现代化,又是晚清五四以来的整体动向,针对它进行批判反省,自然就会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近年来,像于丹《论语心得》、南怀瑾《论语别裁》等书,被指出存在不少硬伤,但仍不妨碍其风行。有人说,于丹、南怀瑾的书即使有很多错误,但他们让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对于这种说法,你如何评价?
这是老百姓回归传统文化心理需求下的饥不择食。与传统隔阂太久了,也没什么鉴别力;学界又还来不及认真响应这种社会需求,未能提供适当的读物,故亦只能如此。其实远比南氏于氏差的大师、江湖骗子多着呢,他们更应批判!风水、命数、管理、修行、经典、茶道、香道、禅密,什么都有人在乱扯。你能说他们都是“使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
现在国内有不少人推行少儿读经,其中有一个很盛行的做法是让孩子大量背诵典籍,不讲解。主事者认为,孩子长大之后自然会理解,所以要趁年少的时候多背诵。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读经?
少年人记忆好,与其读垃圾,不如读经典,这是无疑的。经典意蕴甚深,青少年不可能一下就能懂,这也是事实。故少儿读经,记诵重于讲解是对的。但这不是说就不要讲、不准解、不让懂。其次,少年的能力不仅只记忆这一项,经典教育当然也就不止记诵这一种方法。记诵之外,古人更强调的是歌诗、演礼,如今无之矣!
而就是记诵,诵什么也很重要。有些不值得背诵,有些则根本不需要。读经运动之所以需要深化,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背它干嘛呢?现在还有人背《史记》、背《资治通鉴》,那不是神经病吗?现在强调说背多少字,这是错的,哪需要背这几十万字呢?因为很多东西是稍知道了,届时查得到即可。只有最根本的才要背,那是要真正刻在心板上,种一棵苗子植在你心田上,将来让你这个人可以撑得住的。这才要背,一般的东西何必去背它?像《弟子规》,背它干嘛呢?那完全是浪费时间,《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懂了就好了。背《弟子规》的时间,远不如去读读《论语》、《孟子》!
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儒家“道尊于势”
今人对于儒学,有哪些比较大的误解?
一是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二是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其他的也骂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根本不懂。
对于这两点,你是如何回应的?
说儒家跟封建专制挂钩,这是延续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嘛!因为这所谓“封建专制”的概念就不是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时的封建。专制呢,是相对于西方人自认为是“自由的欧洲”而说有一个“专制的东方”。西方在殖民东方、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论述。现代中国人却把这套西方对中国的鄙视,拿过来做自己的观点,真有点像北齐时“汉人学得胡儿语,却立城头骂汉人”呀!对于儒家到底是什么,可以说完全无知,这是第一。
第二,这一套西方论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接受呢?那是因为反清、反帝制,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去设想,所以乐于大骂中国自古以来是帝制、是专制。而中国长期是儒家思想主导,所以又连带骂儒家是帝制的帮凶。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儒嘛,所以认为儒家是帮凶。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道尊于势”。即使你是帝王,也要承认有一种文化力量是高于你的,皇帝都得要到孔庙去拜。
近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受压迫以后有一种屈辱感,产生的恶气全部发泄在祖先头上,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也完全颠倒了。
第二点“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就很常见了。
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常认为古代是传统社会,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两方面来批评我们不需要儒家了。一是说儒家是出现在古代农业时代的一种思想,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农业社会,拿一套旧思想怎么应付新时代呢?第二是说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有种种问题。所以传统思想不但不适用,而且是需要打倒的,若还被传统思想笼罩了,就根本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以上这些都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态度。这类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思想跟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社会本来就没有限制性关系,如果有,那请问思想怎么传播呢?发生在希伯来地区的基督教思想,为什么整个欧洲、美洲等等都可以接受呢?因此,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才能出现某种思想、某种思想创生于某个时代就不可能被另一个时代所用,这些想法都是违反常识的,不幸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的文化想象,实在不可理喻。
还有一种声音,大意是说儒家主导的古代中国,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怪圈当中,虽然文明发达,但总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
社会一治一乱,本来就是常态。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盛衰老壮,当然也没有长治久安的国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不是一治一乱的吗?
第二,中国相对于西方,纵使历史上有治有乱,但埃及文明消失了,巴比伦文明消失了,古希腊文明也消失了。现在的希腊人难道还是古代的希腊人吗?中国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来说,是惟一能够延续的,也是最稳定的,强盛的时期也最长。就是衰乱了,文化的再生能力显然比较强。
再者,所谓外族入侵,其实是世界各民族在互相竞争。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个霸主永远是老大。比如匈奴也强大过,可是它被汉朝打败了。当北匈奴向欧洲方向迁徙时,当时欧洲人都挡不住它,可是匈奴人是中国赶过去的啊。又如南宋是被元朝灭了,可是元朝那时候多强啊,整个西方都挡不住,抵抗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可是南宋独立对抗蒙古多少年呢?我们不强调我们的德行与文化、不强调守御的力量,而去强调中国打败了,那哪个民族没败过呢?从前古波斯多强啊,也被灭了;希腊盛极一时,也灭了;埃及一样灭了。现代人由民族屈辱感所形成的历史观、文化观都是歪七扭八的,以此来诟病中国、诟病古代,细看都很荒谬,因为带有高度的情绪性。
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下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
这讲法也不是钱先生自己的,因为中国史家本来就这么说,一治一乱是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规律。因为承平日久,人会懈怠,文明缺乏了新的东西,当然也就会迟缓下来。还有,有时候我们集中心力防范某种病出现,但没想到还有病在其他地方发作。明朝方孝孺不是写过《深虑论》吗?每个国家在立国时,都深思熟虑,想前朝为什么会衰,我该如何防备。
例如宋朝就看到唐朝的乱,所以它要控制兵权,要弘扬文教,整个政策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想到出现了新的局面,故无法应付北方民族的崛起。这使它很长时间没法应对,整个北宋基本处于挨打状态。但南宋就开始有反击、有进攻,长期处于对抗形态,相持时间比较长。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历史,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也带来很多感叹。
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
现在很多人自称为儒者。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不是儒者,您是怎么看的?什么样的人在你这里可以称为儒者?
人能不能称为儒者,不是看他的旗号,也不是看他的声称,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一,他必须是有点学问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光说我修身,这可以成为一个乡下的好人,但能自称是儒者吗?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强调修身,而在知识学问上不讲究,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学”当然包括了实践,但文献知识也是必要的,所以荀子劝学就说始于读经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学问,没有学问谈什么儒者呢?
第二是这学问还不是泛泛说的一般学问,是从经典上来的。一个学者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如果他在经典上没有功夫,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上没有继承,则他可以成为学者,但不能号称是儒者。
第一要有学问,然后这个学问还要有传承,跟经典是相通贯的。第三是实践,它是以讲学实践呢,还是以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上,还是家庭社会上?总之他要确实体现了他的学问,能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来。
就是说能够“变化气质”。
对,第一要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是个君子而不是禽兽。第二,儒者出于司徒之官,故他还必须能够教化别人、感染别人,而且兴起风俗,在朝在野都成为一个典范,引发别人对这样一种风格的向往,才能够成为儒者啊!
儒家在今天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有什么用?或者说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就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背离了儒家整体的思路,所以造成了种种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些人在骂儒家或说古人怎么不好。可是不管儒家或古代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先想想自己?儒家的思路正好是倒过来的,现在都是骂别人,要不骂祖宗,要不骂西方侵略我们,总之是怪别人。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呢?有没有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时代,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了半天,最后追求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一,这是个生态完全破坏了的社会;二,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体制你喜欢吗?三,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机制你认可吗?……这种名单可以无限开列下去。
只要平下心来看,大家都会承认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满意的。但对于如何继续走下去,许多人仍是迷信,是执迷不悟,说现在只是还没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还得继续追求下去,一切问题都是因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认为哪个国家实现了呢?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工具理性,有头没心、有脑没心嘛!而生态之恶化更是不用说的。还有,机械文明、科技发展到底又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吗?你就算去国外生活,外国思想家不也在批判这些时代病吗?不是在讨论现代社会到底该怎么办吗?高喊现代化一百多年了,如今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个路子到底对不对呢?
儒家的用途,就在于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在人天破裂以后、人企图征服世界而失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两次世界大战打死那么多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竞争、掠夺之后,我们才会想:人跟人之间要仁爱、发展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这是不是对的,等等。很多儒家的想法,我们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价值。可能一百多年来我们否定了的这个方案,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惟一的方案,因为西方也在找。可是怎样利用文化资源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正是大智慧,也是儒家今天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更不熟悉,现在说西方,多是鬼扯,多是想象中的西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不懂,西方的传统你更不可能懂啦,人家的东西,给你用你还不会用呢。你想我们中国人学莎士比亚,有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吗?有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在美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我们举全国之力,那么大规模地研究马克思,今天我们中国有哪一个马克思学派?有哪个重要的马克思学者在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虽然马克思在西方带动的社会运动路线基本失败了,但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还是鲜活有活力的啊,还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最方便的或最直接的,仍然是回到传统,重新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我们越了解儒家,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未来的解决之道。
在断层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热谈儒学的倾向。你曾说过,你是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面对孔子、儒学被批评甚至是被污名化多年的现实,你的“打工”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地方?
文化衰乱至此,理当全面拯救,但我个人心力有限,只能做几点。一是阐释,对传统文脉,如儒、道、佛、文、侠等等的重新疏理,以扭转近世之误解、错解、乱解。这就很费劲啦,须有扎实的研究及入乎其内的体察,我为此已写了几千万字。二是传播,向社会讲明正学。这就需改革教育体制、恢复民间讲学、结合现代媒体。这方面,我也做了些,大学就办了好几所,书院也有好几家。三是再生,让传统焕发新活力,重新生长起来。
再生分两部分,一是物质性遗存的复建和活化,例如台北林语堂故居、都江堰文庙、山东邹城孟庙、杭州马一浮纪念馆等等,恢复其教育、文化、祭祀功能,不再只是古董或废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这还涉及一般所谓的“小传统”,须使之与传统的主脉连结起来,不只是民俗技艺而已。同时亦须与现代生活连结起来,不仅是保存而已。例如传统的礼乐、祭祀、诗文,便应复兴且介入现代生活。
如何看待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观点?
会通,谁不想?但做得到吗?且不说三教,儒家里的孟荀、汉宋、朱陆或朱王异同,多少人折中调停、试图会通过?结果通了没?佛教里的小乘大乘、空宗有宗、宗门教下、禅的南宗北宗,会通了没?为什么难以会通?因为各家之所以分,确有分的道理。宗旨攸关,不能苟同。故不分即不能成家数、不能显其独到之处。不懂学问的人,说轻巧话、做囫囵事,动辄高谈三教会通、五教融合、万教归一。其实连儒是什么、佛是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去当教主,骗骗更不懂的人。我办过中华道教学院,主持过佛光大学,编过《中华续道藏》《国际佛学译丛》等,深知三教,故不敢这样说。
钱穆先生在《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里提到,“‘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儒学的“改过”之说有什么独特之处?
钱先生说得对,这就是儒家独到之处。特点有二,一是人都可能犯错,圣人如大禹、孔子也一样,所以人人都应改过迁善。上帝和佛陀却都是不会错的,故这是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所在。二是道德自律,靠自我省察,也不靠神佛济渡或上帝赦罪。
林毓生先生最近在北大有个演讲说:“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林先生以此批判现代社会,当然讲得很好。可是他不懂中国学问,所以他不知道儒家强调“改过”的这个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教育重在培养完整的人
你既在高校里教书,也在做书院,能否谈谈你理想中的书院教育?
书院在历史上形态非一,成就不齐。但作为一种理想型,它是以自由讲学、各异宗旨、独立经营、社会共养、论辩求是、不计功利等六点为特色的。这不正是我们现今办教育的人的理想吗?
前贤做书院,一个原因往往是认为当时的官办学校太差,比如朱子就有这种看法。你办书院,也是认为现在的官办教育太糟糕了吗?如果是,糟糕在什么地方?
刚才说了传统书院的几个特点,倒过来,就是现今教育的特色,它能不糟糕吗?
书院教育拥有官办教育所不具备的好处,但它似乎很难解决学生在功令方面的需求。这会不会成为书院教育的一个掣肘?
这是书院最大的优势或优点啊!只有在不具功令思想的情况下学习,学问才不是敲门砖、才会有真学问。有了真学问,才能得到社会真正的认可。现在的大学文凭就只是个假东西,学的人不是为了学问,而是想靠它混饭吃,社会当然也就不会真正认可它。就是北大复旦,就业率也不过四五成,原因正在于此。不打破这种自我蒙混、自我欺骗的功令格局,教育永远没希望。
总体来说,现在国内的书院教育做得怎么样?
当然还谈不上,所以需要我做个范例来看看。譬如别的书院里面没藏书啊,没有大儒啊,没有宗旨啊——古人的书院都是有宗旨的,有大学者去主持,自由讲学,讲什么内容自己定,独立经营,跟社会有互动,面对社会办很多讲学活动。现在书院基本谈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有几千家书院都没用,都是打着书院的旗号的。
书院的独立经营,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比如经费来源,但现在很多人很功利,往往是我给了你钱,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没错,这就是书院经营上的一个困难点。独立经营指的是经济上的自主。所谓自主,是说我能够募到钱,可是出钱的人对教学内容、经营方式不能提太多意见。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要摆脱现在资本主义中“有钱就是大爷”的心态。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孔子要办学,可是他没钱,所以也许只能找子贡出钱。但子贡出了钱之后,他变成董事长了,孔子成了替子贡打工的雇员,那成什么话?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任由出钱的人来瞎指挥,教育能有希望吗?
刚说到体制外做的事情,你也在高校里教书,现在高校在传统文化方面分了很多科,分得很细。在具体做法方面,有论文,有课题项目形式,你怎么看这种“今人之学”?
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世界的学术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属于依附形态。依附欧美,学习人家的学术生产模式,也要生产论文。就跟工厂一样,产品是第几级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进入市场中去。这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的,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或学生,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用,作为知识工人,他在某种技术上,比如我专做鱼罐头,这鱼罐头的制作工艺我是精益求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其功能。但是,传统教育不是这个思路。我们要培养人,一个不是只做鱼罐头的工人,他还是个人,所以教育必须是另外一套思路。要让鱼罐头制作工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健全的人、有各方面的能力,那真是太奢求了,所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培养他,不能只在工厂里。我虽然在高校里也教书,但另外还要办一个教育体系,就是这个道理。我也不完全否定高校,现在否定高校是拿另外一套标准去要求它,可是又没有要培养那样的人,它目的就是要产出一个技术工,学生这样,老师也这样。
今人之学和古人之学的区别是不是能理解在这一端呢,就是今人之学偏向培养技术工。
是的,因为我们当代教育是跟现代工业发展体系结合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引起过很大争辩。你看当年白璧德在美国为什么要讲人文主义,就是觉得大学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产生变化,后来影响了美国,统统变成针对世俗性的跟社会结合的大学教育,所以他要提倡人文主义,要发展早期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讲新人文主义。可见面对大学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西方也有剧烈的争论,不单是中国有。西方反省的思路,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说我们不要university,还是要college。college是学院,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翻译为书院。它是小的、精致的,以人文教育、古典教育为内涵,培养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只生产与现代工业结合的技术工、知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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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称国学教育过热 坚决反对孩子读经诵经

陈壁生 (进入专栏)
 

“我坚决反对让孩子读经诵经” 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国学教育“虚火过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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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在有的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我持坚决反对意见。说严重点,我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彭富春向记者介绍本次全国两会上他将提出的建议,他对我国目前国学教育“虚火过旺”的现象提出看法。

  

彭富春建议,国学教育必须和现代科学民主的公民教育相适应,而且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更要警惕和防止一些人假国学之名宣传封建迷信。

  2000
年以后,随着“自由主义”与所谓“新左派”论争的逐年淡化,另一种思想,从大众到知识分子,从民间到官方,日益浮出水面。这一现象,以立场而言,可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内容而论,可称之为“国学热”,以实质所指而言,可称之为“儒学复兴”。这种现象,容有相异的表述,但有共同的特点,即重新重视中华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并希望复活这些意义与价值,让它成为现代生活的精神与思想资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场“国学热”不同,如果说那场国学热的特点是学院化,那么,这一轮的国学热的特点,便在于社会性。

国学教育过热就“会发炎会产生病态”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体而言经历了三个“三十年”的变化。在被称为“现代”的三十年(1919—1949)中,传统文化的建制刚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崩溃,皇帝专制制度的崩塌与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共同使传统文化失去制度的依托,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体现于传统制度之中的儒学成为“游魂”。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有旧派学者的学术功底与新儒家在现代大学中的坚持,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传统乡村生活的存在,使以儒学为基础的民间礼法秩序,虽然备受冲击,但仍能构建乡土生活的民俗共同体。也就是说,儒学对政治的塑造功能已经消失,而其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1949年中原易鼎,革命思想成为主导思想。在此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9)中,行政力量的触角广泛深入到民间,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之中,社会结构从家国结构转化为阶级结构,强化了阶级,也便瓦解了宗族与家族,淡化了家庭,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基础遭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在“破四旧”等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切与传统有关的因素,包括祭祀,拜神等等,都被贴上“封建”的标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传统学问终成绝响。接下来的“后三十年”(1979至今)中,传统学问业已明显断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使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人们日益从乡村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从人伦角色转变成独立个体,另外,伴随着基层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纷纷逃离乡村,农村社会日益萎缩,这一切,都导致熟人社会所残存的礼法规则,也逐渐失效。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儒学从大传统的家国政制中退场,到从小传统的社会生活中退场,这种遭遇,在历史上只有秦政一统的时代才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目前国学教育非常火热,彭富春认为,从四点现象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政府在推动,如国家博物馆就在天安门边树立儒学大师孔子的雕像;二是国内很多大学都建立了国学院,开办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教育;三是社会也在普及,许多人都在读国学的启蒙和经典著作;四是媒体也在宣传,中央电视台的热门栏目也在讲国学的基本知识。

  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历史的正面价值总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因为人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参照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相对正常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于是,海外新儒学研究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新儒学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子学与理学,在言说传统的同时也不无狭隘化之嫌,并且,海外新儒家的心性研究与现代大学体制结合,把儒学变成纯粹的学院儒学,弱化了其经世致用的功能。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则始终不免文化的隔膜。这两者共同的热点,是解释思想、历史而不能解释、指导当下。进入新世纪之后,民间大量出现的“少儿读经”现象,引发了思想界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并在2004年发生了关于“少儿读经”问题的讨论。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私塾的争议,于丹讲《论语》的流行,人大国学院的成立,李零《丧家狗》的争论,都把传统文化争论推到公共言说领域。其中所涉及的,有对儒学现代价值不同判断的思想辩论,也有从儒学符号与大众传媒相结合所看出的公众心态,但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因素在民间社会重建中的复活。

彭富春认为,国学热确实有其时代需求。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了,过去曾经抛弃了很多老祖宗的东西,现在看来,很多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是很好的,甚至比西方社会的东西还要好。这让很多人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另外,在当前的社会上,经济层面的追求太多,精神层面的追求确实很少,我们需要国学来弥补,寻找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支持,是一种精神寻根的需求。

  一,思想论争

但是,彭富春认为,中国现代化就要搞现代教育,以国学教育取代现代教育的想法值得警惕,“国学不能过热,一热就会膨胀,就会发炎,就会产生病态”

  

“反科学、反民主”的糟粕不能当国学

  对现代人而言,儒学可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也可以是一种主观认同的思想,还可以是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宗教。对儒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不同的思想立场。

彭富春说,在目前这股国学热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没有区分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的精华和糟粕。国学确实存在很伟大的思想,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也有许多错误的知识和观点。

  较早引起普遍关注的儒学论争,是少儿读经。2004年之前,各大中城市兴办各种少儿读经班,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蒙学教育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也有一套教育方法,特定的教材。类似于《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一类的蒙学书籍,对少儿德性的启发功能,是现行国家法定教育所无法提供的。少儿读经的民间行为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缘于蒋庆先生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本教育诵本》与《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蒋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在现代背景下强化圣凡之别,不免刺激现代人的理性与神经,大批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参与到争论之中。而这场争论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即大陆一部分在政治领域追求民主宪政的学者,开始认同儒学价值。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自五四以来便成为思想论争的母题之一,民国时代以及港台地区,两种思想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大陆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反对、批判传统往往是追寻政治民主、自由的曲折表述。少儿读经讨论中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再度结合,则表达了一部分学者在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同时,开始从传统中寻找新的资源。

第一是“反科学”,彭富春指出,国学中的很多知识是违背一般真理和现代科学常识的。这是因为,国学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和现代科学技术相比,许多知识缺少现代实证科学的检验。比如,《弟子规》提倡孝道,“亲有疾药先尝”,让健康的人尝病人喝的汤药,本身是违背医学常识的。

  这场争论已经过去六年了,童蒙的经典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经典在基本教育中的重要性,也被国家教育所承认。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地读经班越来越普遍,并且出现上海“孟母堂”一类的私塾以及各种民间书院。这些机构的教育方式不一定非常成熟,但是,它们的出现,既证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也推动着中国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后者尤为重要。第二,中小学教材中普遍加大古代经典思想、文学作品所占的比重。这种增加的目的不是弘扬传统文化,但却能表明对传统的重视。

其次是“反民主”,彭富春认为,现在推崇的国学是以儒学为主,而儒学主要讲究的是孝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孝道治天下。孝道是很好的,但不能破坏正义,不能违背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实际上,农业经济时代的孝道,都可以用现代途径来实现,如办好养老院,让社会承担养老责任,而不是将养老矛盾推向家庭。现代社会作为法治社会在更本上是依法治国。

  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是关于儒教与国教的讨论。“儒教”这样的术语,既牵涉古今之争,也关系中西之别。“教”,从古今之异来说,传统意义指以德性为基本内容“教化”,现代意义指建立在神启基础上的“宗教”。而从中西之别来说,中国意义指由政治统治者施行的“政教”,西方现代意义指独立于政治并由教会主导的“宗教”。在近现代史上,明确提出“孔教”并付诸实施的是今文学家康有为。今文经学极力尊孔的思想特色,使经学家很容易顺理成章地将孔子嫁接为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教主,从而把儒家学说宗教化。在倡导儒教方面,以公羊学家自诩的蒋庆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先生认为,中国重建儒教要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相结合,所谓“上行路线”,针对的是国家政制问题,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而“下行路线”针对的是社会重建问题,具体的措施是建立“中国儒教协会”。将传统天下体系中的政治教化,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宗教,这是公羊学家的现代“改制立法”。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新儒家所作的工作,基本上是对儒学进行“去政治化”。例如在牟宗三建构的儒学体系中,良知坎陷出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在徐复观的思想中,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无间。而儒学所开出来的政治格局,或者它在历史中有过的政治表现,基本上都被忽略了。蒋庆先生开出“政治儒学”空间,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以儒教为国教的设想,缺乏有说服力的制度支撑。

建议政府出面 编著国学读本

  相对于蒋庆先生的儒教观,陈明先生的“公民宗教”说显得更为平和。陈明小心翼翼地避开蒋庆先生所遭遇到的种种诘难,他从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借来“公民宗教”的概念,在《儒教之公民宗教说》中,他写道:“公民宗教,主要的功用是确立政治制度与运作的价值标准从而确立其合法性、提供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从而提升其凝聚力。”他的主要观点,是不无实用主义色彩的“即用见体”,而在他看来,今天残存的儒教之“用”,主要在于诸如敬天祭祖一类的民俗活动中,对这些民间残存的日用伦常,进行新的建构与发扬,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儒教系统。他在《所谓大陆新儒学:蒋庆、陈明、康晓光之分析与比较》中明确说道:“整个儒学思想与所谓伦常日用的‘小传统’血脉相通,因此,以天地、祖先、圣贤为对象的祭祀活动和理论都大量存在。陈明的‘儒教之公民宗教说’即是希望通过激活这些渗透在公私生活中的儒教因素,发展出类似于禅宗和新教那样直指人心、不拘形式的‘新儒教’。”如果说蒋庆先生的国教观是将儒学从传统的政教合一发展到现代的国家宗教,陈明则是把传统儒学教化的历史残留进行现代转化。因此,陈明的儒教观主要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是民间的而不是国家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主义出发的。

什么样的国学应该提倡?彭富春认为,标准就是看传统国学是否和这个时代潮流相吻合。比如民主和科学是基本标准,非民主非科学的不能要。

  今天回头来看这两场争论,少儿读经已经不成问题,儿童记诵能力强于理解能力,应该更多地背诵传世经典,而不是那些未经时间考验的东西。而儒教、国教问题则复杂得多,它涉及到儒学在现代社会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儒学的传统功能应如何发挥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以“祛魅”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人的身心安顿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传统儒教可以在这个方面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

国学中,很多思想能够为现代社会或人类提供启示的,应该保留推崇。如儒家的仁爱,讲亲情,对社会和谐是有帮助作用的;道家的“天人合一”,避免生态的进一步破坏,这是有益的;还有佛教和禅宗里的一些思想,可以为现代人普遍的心理焦虑提供安慰。

    

彭富春认为,不能不加选择的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这些文本来教育孩子,他建议由政府出面,如教育部负责编著适合中小学生乃至于大学生的国学读本。

  二,大众传播与儒学复兴:两个面向

同时,也不要狭隘地把国学等同于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说,而是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选取那些仍然有现代价值的思想,供人品读。除了哲学、宗教层面外,文学层面的诗词歌赋、历史掌故都应该有所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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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众媒体的发达,数年来的“国学热”,最突出的表现,是大众传媒中“国学”、“孔子”、“论语”等符号泡沫的泛滥。而最明显的表现,则是国学的大众化与政治化。

  首先是大众化。

  2006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随后出版《心得》一书,成为畅销书,接着,坊间出现大量解读《论语》的书籍。接下来的几年里,众多四处用《读者》式的腔调、《知音》式的故事宣讲儒学的演讲者,与一些大面积出版国学通俗读物的作者,成为公众心目中新的国学大师。
论语>

亚洲城88游戏娱乐,  面对这种现象,一些学者做出了令人吃惊的评价,例如李泽厚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认为,用通俗语言宣讲儒学产生影响,“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这一定位,完全是一厢情愿。“布道士”不能创造性地解释“道”,但是能够把业已被广泛承认的“道”用通俗语言传播给大众,就如基督教的牧师,他们传播福音,有其一以贯之的教义。而在儒学的通俗化传播中,传播者并不见得有传播的必要知识,更加没有传播的道德激情。

  大众对《心得》一类的书的热衷,不能说明儒学“复兴”,但是,这种现象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批判传统之后,在毫无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普通公众,反而普遍萌发了解传统、认识传统的心理需要。如果说“五四”思想家以及受“五四”影响的知识人批判传统,是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来促进政治与社会的革新,那么,现在从未接受传统教育的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普遍兴趣,则是希望通过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来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即寻找精神的根系。
论语>

  伴随着国学大众化,娱乐事业也被渗入国学因素,例如“网评十大国学大师”、“国学辣妹”之类的现象也随即出现。

  其次是政治化。

  最明显的是祭孔规格的逐年上升。2004年,伴随“少儿读经”大讨论,祭孔活动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2005、2006年,伴随着国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全球联合、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到了2007年,曲阜祭孔大典的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机构。

  在祭孔活动中,孔子主要并非作为至圣先师,或者素王的身位接受祭祀——祭祀者对他的这些身位漠不关心,真正关心的是他可以被打造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以推动文化认同,并以文化认同的力量促进民族认同。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受到公祭,不是因为祭祀者认为他的学说有裨于当下的政治建构,而是因为他是“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面向世界的时候可以打出去的一张牌子,而且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孔林可以作为曲阜市、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的帝皇祭孔,是在儒法相济的治国理念中,为自身的权力正当性寻找一个高出于皇权,又为皇权所任意解释的依据。而近几年不断升温、升级的祭孔大典,实质上便是把孔子塑造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导师,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地方性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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