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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高校教师文章被乐师剽窃出版,福客民俗网上朋友俗资源消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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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着名画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陈运权的作品及文字,被浙江温州画家郭少斌(笔名:郭远)抄袭、剽窃。郭少斌以剽窃作品参加了全国性美术展览并获奖,还公开举办个人画展、公开出版图书。今悉,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了郭少斌的行为已构成剽窃,构成对陈运权的侵权,并判处其图书出版机构一一四川美术出版社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

打过30起知识产权官司,现在郭金洲的书法作品都成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

中国艺术报:法官谈艺术家如何维权—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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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司法系统受理的侵犯改编权案件的总体情况和发展态势?

图片 4本文图片均来自楚天都市报

郭金洲编绘的折纸作品介绍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总体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且呈现递增的趋势。就北京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来说,仅2014年全年就达到20000件以上,其中涉及著作权的案件有近9000件。据不完全统计,
2000年以来北京法院共受理涉及改编权的案件500件左右。所以,相较于知识产权案件和著作权案件的数量来说,改编权案件的数量并不是很大,且这几年比较平稳,没有大的起伏,属于较常规案件。

湖北美院教授作品被温州画家剽窃 公然全国参展

年过七旬的西安离休教师郭金洲《美丽的折纸》、《智力折纸》等著作被他人剽窃,在全国十多家出版社改头换面出版。7年来他一鼓作气打赢了30起著作权官司,虽然得到赔偿,但某些人剽窃行为依旧。

从北京法院已审理的改编权案件来看,主要涉及的是不同艺术形式作品间的改编,如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我是太阳》诉《激情燃烧的岁月》案),将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编成话剧(例如《老男孩》案),将短篇小说改编成长篇小说(例如《潜伏》诉《地下,地上》案)等。

2016年9月下旬,有学生在一则关于“全国首届中国画线描艺术作品展入选作品”的帖子中,以为看到了导师湖北美术学院陈运权教授的作品入选参展,随即将此帖转发到师生微信群里。陈运权比对后发现,有人完全照搬照抄了他早年的12幅画作,但作品的题目、落款、印章却与他无关。

“如果就此结束,等于无形中纵容了剽窃者;如果上诉,意味着官司还要打下去,可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为什么官司越打越多,主要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剽窃者输了官司但仍有利润可赚。”胜诉,带给郭金洲的却是更多无奈……

◆艺术家的作品遭遇抄袭后,在举证环节应做哪些工作?

再查之后,陈运权发现,这名温州籍叫郭远(本名郭少斌)的画家,在其出版的画册、所办的画展中,也大量涉及到侵权和抄袭他的作品。2012年11月,郭少斌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玉苍风华·郭远白描作品集》的画册。郭少斌把《陈运权白描花鸟画集》中收录的71幅作品,居然一张不漏地全部照抄了一遍。甚至,《玉苍风华·郭远白描作品集》的前言,也几乎照搬照抄了陈运权原载于1991年1月号台湾《艺术家》杂志的《我对创作的思考》一文,全文只改动了十几个字。

2006年12月中旬,拿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对于是否上诉,74岁的郭金洲老人有点犹豫———这是他第31次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前30次他都赢了。“李鬼”们是他的作品的抄袭者、出版社和图书经销商,他们遍布广州、浙江、北京、内蒙、陕西和东北三省。

从举证的逻辑顺位来看,艺术家首先应该证明自己的权属,包括主张著作权的作品是什么,什么时间创作完成,是否有创作底稿,作品署名是什么,是否发表,在哪发表。其次,应将涉嫌侵权的作品与其作品进行比对,找出哪些部分与自己作品相同或者构成实质性相似,这部分工作量比较大,但对于案件定性即是否构成侵权、侵犯的是著作权中的哪个权项、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再者,还要证明上述比对结果中的相同或相似部分是属于自己独创的表达。当然,如果艺术家的作品没有发表,还应当证明被告有接触到其作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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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次打官司,虽然法院也认定广州出版社等3家被告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但他的赔偿请求却被驳回了。

这里特别要指出关于赔偿举证的问题。《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如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司法实践中,权利人损失的证据可以提供其作品销售量减少等相关证明,被告获利的证据可以从涉嫌侵权品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等方面进行举证。

今年1月,陈运权震惊之余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将郭少斌及四川美术出版社告上法庭。此后,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郭少斌的行为已构成剽窃,构成对陈运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等着作人身权和着作财产权的侵犯,遂判决郭少斌、四川美术出版社停止侵权行为;郭少斌在《温州日报》刊登致歉声明;四川美术出版社书面致歉;郭少斌赔偿陈运权4.5万元(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四川美术出版在1.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就此结束,等于无形中纵容了剽窃者;如果上诉,意味着官司还要打下去,可我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实在吃不消。为什么官司越打越多,主要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还不够,一些出版社输了官司但仍有利润可赚。”郭金洲有点无奈地说。

◆艺术家在作品尚未发表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避免被抄袭、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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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向我推荐的书,竟是我自己编著的”

著作权侵权的判定在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是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所谓“接触”,是指在先作品可为公众获得,或者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使在后创作者有机会获得该作品。“实质相似”是指在后作品与在先作品在表达上存在实质性的相同或近似,使读者产生相同或近似的欣赏体验。当同时符合“接触”和“实质相似”两项标准时,可以认定在后创作的作品构成了对在先作品的剽窃。

图片 7剽窃作品印刷的图书仍然在网上买卖

郭金洲早年在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毕业后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多年,是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离休前任陕西碑林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1984年,未来出版社出版了郭金洲编绘的《美丽的折纸》;1987年,未来出版社又出版了郭金洲和妻子宋翠英共同编绘的《智力折纸》。这两本书先后获得西安市碑林区政府“科技进步奖”和西安市教育学会“优秀学术成果奖”。

如果作品没有发表,艺术家应当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别人接触到其作品的机会。例如,对手稿、电脑进行加密等,严格限制知悉作品内容的人员范围,避免在不必要的场合或者向不特定的人群介绍作品内容等。

今日,陈运权的夫人汪女士称,表面上看这是一场赢了的官司,可实际上侵权的实质却并没有大的改变,侵权出版的书籍目前还在市面上销售,侵权的画作也仍在侵权者手上。既然法庭明确了郭少斌的剽窃事实,理应最大限度消除影响,但针对我方提出的收回全部剽窃作品并销毁,收回全部网售图书并销毁两项,均被法庭驳回。

“小时候,我哭闹的时候,母亲为了让我不哭,就用身边的废纸折成各种玩具哄我。我就是这样从小受母亲的言传身教爱上折纸的。现在折纸的书成了幼儿教育畅销图书,但折纸本身是一项民间艺术,我用线条、图形和简易的文字说明来介绍折纸的方法,在国内还不多见。”谈到折纸艺术时,郭金洲说。

◆如何帮助艺术家正确理解《著作权法》 “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的基本原则?

汪女士说,这批剽窃的艺术品如有机会,还可能乔装上市流通。而且,这批用剽窃作品印刷的图书此刻仍然在淘宝、孔夫子等网站上堂而皇之地买卖。郭少斌通过剽窃他人作品自我包装,当上了当地美协副主席,又获得了全国的大奖,“名画家”加身的郭少斌还在当地办了一所美术培训学校。剽窃给他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有目共睹的。

1999年5月,陕西省教委聘郭金洲为陕西中小学美术教材的编委,教委向他推荐了一本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折纸全书》供参考。打开这本书后,郭金洲发现书中有186幅作品出自他编著的《美丽的折纸》和《智力折纸》两本书。

“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了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什么。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著作权制度所保护的是思想或感情的表现,而非思想本身。然而,无论在理论或司法实践中,思想与表达的界限划分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需要在具体个案中进行区分。

高成本维权,低成本处罚

“我的东西怎么变成别人的著作,这不是明显的剽窃吗?”郭金洲想不通。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找到陕西省版权局寻求帮助。

在文学创作中,作品的构成元素包括思想、人物、情节、场景以及语言等。这些元素由抽象到具体,形成一个以思想为核心逐层向外辐射的作品体系。因此,“思想”与“表达”在很多情况下都处于混合状态,特别是人物、情节、场景这些非字面的创作元素。法院在进行思想与表达区分判断时,特别是对于如何判定文学作品中处于“模糊区”的创作元素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时,一般会以抽象性和独创性为判断标准进行具体衡量,通常越抽象越接近于“思想”,越富于独创性越接近于“表达”。其中对于独创性的把握突出创作元素的个性特征。

“郭少斌曾找到我们家,声称只要做得到,他砸锅卖铁也要赔,只是请求我们别去告他。我们毅然选择了法律维权。”今日,陈运权的夫人汪女士说,其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的费用和判赔的损失,基本上持平。

《美丽的折纸》等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从法官的角度谈谈其他能够帮助艺术家依法维权的好经验、好做法。

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罗北海律师坦言,本案侵权人通过剽窃谋取名誉,提高其社会评价,获益是多方面的,具有复合性、多重性,有金钱方面,也有社会名誉等方面。因此,相应的惩戒也应当具有复合性、多重性,只有让侵权人在金钱及社会评价等方面付出足够代价,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这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看了郭金洲编绘的《美丽的折纸》和《智力折纸》两本书以及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折纸全书》后,版权局的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版权法》有关规定,并让他写个书面投诉材料,他们将转到吉林美术出版社所在的吉林省版权局处理。

首先艺术家要有维权的法律意识。文人往往怕麻烦,爱惜名誉,不愿意和官司牵连上,其实通过诉讼依法维权是一条重要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路径。其次,艺术家要充分发挥艺术领域的各种社团组织的民间调解作用。当纠纷发生时,本领域的相关组织进行的调解往往能够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同。第三,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有意识保存证据。最后,我还想谈的一点是,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艺术家的贡献,期待艺术家秉承艺术创新的理念,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精神财富,也为社会公众贡献更多的具有法律价值的文艺作品。

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当严厉的,一旦涉及侵权,赔偿常常是“天价”。如果加大责罚力度,赔偿金额到位了,将会大大打击抄袭、剽窃等行为。如果侵权的获利,远远大于损失,当然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对郭金洲的投诉,吉林省版权局也有点吃不准,只好请示国家版权局。吉林省版权局一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那时有关折纸的图书不多,因为折纸图书引发的著作权纠纷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所以首先要弄清折纸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类作品?是否有独创性?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这不是一个仅关乎某一个人的事件,它关乎艺术行业发展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从业30多年的大学教授,陈运权说,他想得更多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维护艺术生态文化氛围的良性发展。他说:“中国普通民众的维权意识本来就比较弱,如果通过法律手段,也没有得到实质的法律支持,势必会助长抄袭剽窃之风更加盛行,势必会打击勤奋踏实的自我奋斗,助长投机倒把、轻取豪夺的歪风邪气。”

1999年6月,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接到吉林省版权局关于此案的请示后,明确答复:“该书中的折纸形象图和折纸示图,属于著作权法第三条第项图形作品中的示意图,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折纸的方法和顺序不在保护之列。”

陈运权认为,一个郭少斌抄袭算不得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但让他壮大、让他成名得利的发迹过程,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郭少斌的抄袭作品,能参加全国比赛并获奖,能办个人画展,收获高度的美誉,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应该得到更多的反思和批判。他希望用自己微弱的力量,为中国着作权法的成熟完善做一点努力,引起大众关注进而探讨。中国的着作权法是否可以往前再走一步?

当年,吉林省版权局协调未果后,郭金洲将吉林美术出版社告上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收到法院传票不久,吉林美术出版社又主动向郭金洲伸出橄榄枝,表示出版社愿意赔礼道歉并赔偿其损失。最终,吉林美术出版社赔偿郭金洲38000元并承诺不再制售侵权图书后,这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暂时和解。

陈运权简介:1959年生于湖北沙市,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质奖、中国美协国画家学术奖,并三次获得文化部优秀作品奖及湖北省文艺明星奖等十余个奖项。出版有三十余本专着,举办了二十余次个人画展,作品被海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及世界各地藏家收藏。

此后,郭金洲又通过陕西省版权局连续打击了多家剽窃其著作的不法作者和出版、经销单位。

胜诉获赔后“侵权书”又出到第六版

2000年的一天,郭金洲逛书店时发现,曾经承诺不再制售侵权图书的吉林美术出版社第三版《儿童折纸全书》上市了。

“和解是出版社主动提出来的,道歉了,钱也赔了,怎么书还在卖呢?”郭金洲有点生气,但他还是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纠正错误,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吉林美术出版社的回复出乎郭金洲意料,他们说郭金洲这次在西安图书市场买到的《儿童折纸全书》是不法分子盗了他们的版,出版社也是受害者,等盗版者被抓住后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郭金洲一直等了3年,结果发现《儿童折纸全书》随后又出了第四、第五、第六版,印数达到了数万册。

2004年,郭金洲再次将吉林美术出版社告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吉林美术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权,判决出版社赔偿郭金洲损失3万元,同时在媒体上向郭金洲、宋秉武公开道歉。

第二场官司结束后,吉林美术出版社与郭金洲签订了作品许可使用合同,并在新版的《彩版儿童折纸全书》署上了郭金洲、宋秉武的名字。这次侵犯著作权事件到此才算得到彻底纠正。

“我打的这三十多起著作权侵权案中,有多起属于重复侵权。”2006年6月,郭金洲发现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儿童折纸大王》和《彩色折图大王》剽窃了自己的作品,后广州出版社承认了自己侵权事实,向郭金洲赔偿25000元,并承诺停止销售涉案图书。

但两个月后,郭金洲再次在西安图书市场上买到《彩色折图大王》和《儿童折纸大王》。他认为,广州出版社未履行停止销售侵权图书的承诺,侵犯了其著作权,遂再次将广州出版社告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该案还在诉讼阶段。

“怎能让受害者围着违法者转,跑到外地打官司?”

从1992年从陕西碑林教师进修学校离休后,郭金洲一直爱逛书店,而且特别关注折纸方面的图书。他自己解释说,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又被剽窃。

2003年夏天,郭金洲在西安市东大街某书店发现自己的书被北京一家出版社剽窃。在郭金洲要把出版社和销售侵权图书的书店讼上法庭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一个管辖权的麻烦———这个时期,国家对知识产权涉讼案件的管辖权进行了调整,普通案件的一审均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郭金洲的诉讼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管辖权不当驳回。法院在裁定书中称西安是侵权行为的结果到达地,而非侵权行为实施地,案件应该移送出版社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郭金洲不服,上诉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结果又被驳回。

如果到外地打官司,以他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官司就有可能打不下去;如果放弃,他不甘心。他说,那时他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十分熟悉,但他总觉得法院让“受害者围着违法者转”的裁定不合理。思来想去,他开始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遇到的这个困惑。

“为了避免被原作者发现,剽窃者一般会选择异地出版。相对于作者而言,出版社人强马壮,又具有经济实力,明显属于强势群体,如果让受害者围着违法者转,花时间、花金钱跑到外地打官司,是否违背立法宗旨和人伦常理?”郭金洲在信中这样写道。

郭金洲的反映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其实,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有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司法解释指出,“如果在侵权物品销售地以制造者和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时,侵权物品销售地法院有管辖权。”也就是说,郭金洲在西安起诉是有法律依据的,只是他当时没有找到这条法律。

案件很快进入正常审理程序,郭金洲轻松打赢了这场官司。以后的多起官司,郭金洲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条司法解释,选择了主场“作战”,省去了舟车劳顿和路费盘缠。

部分侵权者一边应诉一边继续剽窃

从1999年开始,郭金洲打了7年官司,全部是因为对方剽窃自己的作品,其中涉及3本他编绘的关于折纸的图书和1本他个人的版画作品集。

如今,郭金洲的案头上摆满了各种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文件和各种司法解释,几乎所有关键条文下面他都有一些批注,有一种久病成医的感觉。

谈到依法维权的经历,郭金洲的老伴宋翠英说:“有的案件准备起诉时先被拒之于法庭门外,要打上几个回合的程序官司才能被受理;有的要经过两审判决,可判决书生效了,执行时还要打折扣。老年人本来应该安享晚年的好日子,可看着别人抄袭自己的作品,总不能不管吧。有的抄袭者你一打电话他就认账,有的被告上法庭后主动找上门来道歉,也有的非把官司打到二审才认账。”

年龄越来越大,可官司却越打越多。郭金洲一边学习知识产权法律,一边在思考。他认为,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说明文化圈内的作者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还存在侥幸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对侵权者打击力度不够。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从我的这些案件看,原告很难拿出侵权给自己带来实际损失的证据,被告更不愿意提供自己违法所得的证据,根据《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这种情况下法院应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至于是赔偿1000元还是49万元,都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时除过诉讼费、律师费、材料打印费、交通费等,看着赔了两三万元,实际上落到手里没有几个;而作为剽窃者和出版社,如果赔偿损失之后他们还有利润可赚,他们就不怕输官司,甚至会一边打官司一边继续剽窃。”

七旬老人的维权路还要走多久

近年来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郭金洲这名普通的老人能打赢30起官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透过郭金洲的这些官司,我们也能发现保护知识产权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知识产权维权者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举证难。以著作权为例,《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数额为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但是在现实中,原告要举证,证明上述两项的数额都是十分困难的。

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高,赔偿分歧大也是一个公认的问题。由于知识产权法律文件十分繁杂,且技术要求上日益精细,别说像郭金洲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是一般的律师,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都难以胜任。因此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比较高。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赔偿太低,就无法有力打击侵权行为,相反还会创伤维权者的积极性。

从郭金洲胜诉的30起案件看,赔礼道歉也好,消除影响也好,只要赔偿以后侵权者还有利润可赚,侵权行为就可能“阴魂不散”。只有给侵权者在经济上最大限度的打击,让侵权行为“无利可图”,他们才有可能汲取教训。

目前,郭金洲老人的第31起维权案正在二审期间,第32起维权案已经起诉,等待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