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 1

批判理论的批判与华夏语境的正规,文化折射中中原人民共和国社会的知识情怀和主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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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101少女”到“宫斗剧”,再到“抖音”短视频,大众文化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者说,大众文化使人变蠢,它是“草履虫”式的单细胞低级娱乐;支持者则说,这是一定群体的自发选择和情绪宣泄,而那些来自所谓精英们的鄙视,实则是他们身处变革时代感到无力和茫然。


要: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语境规范;文化批评。 Mass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que of Cultural Theory and Standard of
China’s Context Abstract: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culture is an
industry. The mass cultur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ultural products
produced by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ch as
films, advertisements, popular music, common novels, and TV programs.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an hardly be detached from the mass culture. So
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the vulgar mediocre
content and the curry favor with popularity, in particular, are likely
to be the problems of mass culture. Though with its fundamental
shortcomings, mass cultur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ts historical
retionalization, can noe be got rid of by force. People can only keep an
attitude of cultural criticism toward the mass culture. Key words: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contextual standard; cultural
criticism. 一、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现象,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种转折性,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两者共同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就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受到了西方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家和学者的批判,形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体现于文化理论、哲学理论、审美理论、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以及社会理论等理论形态之中。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理论不是完全同一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属于大众文化理论的一种研究立场和理论形态,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定位;而大众文化理论可以是对大众文化纯粹经验的研究,也可以是肯定性的价值定位。大众文化批判主要是针对文化工业和传媒技术所造就的商业型文化、媒体文化、娱乐文化对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之影响而进行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文化价值论或文化哲学。大众文化批判与席卷西方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大众文化正是技术理性和经济力量侵入文化领域的结果,因而意味着理性化和物欲化对文化的一种侵占与渗透。所以,大众文化批判与技术理性批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意味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一个理论支点。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人物的理论表述里,“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成为“文化产业”这种文化经济类型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因此,文化产业的所有弊端尤其是内容上的粗鄙、平庸及媚俗也就是大众文化本身的毛病。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产业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表现,是工具理性对主体及其真理的一种胜利;它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控制,也就消解了任何反叛和颠覆的可能性。伴随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概念的诞生,肯定性意见便出现了。1936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对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就非常赞赏,看到了它所包涵的技术进步和商业价值,并认为它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是文化“共享”时代的开端。后世的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其专着《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中,曾对历史上强大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过总结和反思。斯特里纳蒂认为:对大众文化多年来的非难,其实是一种非常愚蠢和自以为是的“精英统治论”;在“精英统治论”看来,只有从高雅文化或高深理论所提供的优势地位、根据源于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美学与鉴赏力的原则,才可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大众文化。在这种观点中,精英的价值标准和美学被设想成是正确的和有权威的,因而能够评价其他类型的文化,无须就这些设想及其批准文化判断的能力提出任何疑问[1](P.47)。这种“精英统治论”的自大与无知,竟然使自己从没有认识到大众文化可以由社会其他群体从独特的、非精英统治论的社会立场和美学立场来理解、解释与评价。相比之下,以威廉斯、斯图尔特·豪尔、托尼·本尼特、珍妮·沃勒考特、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要民主得多了。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两种经济”理论,是专为大众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新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以电视为文化产业的例子,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2](P.311)。费斯克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工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符号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物质的。所以在消费社会里,能带来意义和快感的商品都有“文化经济”价值;并且建议,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必须走出“金融经济”系统而转向“文化经济”领域。他在研究中发现,大众文化产业无论如何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的买和卖,它不单纯是消费,同时也是文化;他明确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的、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指工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是指现代化社会中生活的方式,它涵盖了这种社会的人生经验的全部意义。
大众文化总是介于两种不同倾向的扩张之中,既承受封闭意义的压力(意识形态性局限和设定意义),又提供意义开放的可能(不同的受众各取所需)。批判理论家们突出了前一方面,伯明翰学派注意到后一方面。鉴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式文本”的特点,费斯克要求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应“双重聚焦”[3](PP.129-130):一方面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内容,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秩序、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读者观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特征,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文化商品所提供的文本,又如何利用文化商品这一材料资源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过去讨论后现代概念时,更多地集中于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后现代理论去中心化、破除整体性、反宏大叙事等等;其实,后现代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强调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抹平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分野、有意使用戏谑式的反讽手法、使总体性风格含混不清等等。这些平民化的、反本质主义的以及反等级的文化倾向,无疑是当代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生产的机制和特征。有“后现代大祭司”之称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与角度出发,对大众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这本书中,鲍德里亚提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传统批判理论指责大众文化被框定在极度的消费主义之中、风格是千篇一律的刻板单调和平庸陈腐,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一方面它正体现后现代文化的真正逻辑。通过对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细致分析,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不再是批判理论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御用工具,恰恰相反,它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姿态。鲍德里亚非常重视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解释以及现实转化为审美幻象的文化机制,他的仿真理论是理解当代消费社会审美特质最为有效的学说;在他看来,消费社会的现实就是超真实的,超现实主义的秘密是可以将最平淡的现实变成高于现实的东西,但只是在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如此,它仍然只能来自艺术和想象。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后起理论的反拨与突破,丰富和充实了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话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批判理论的苛刻与冷酷,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革命”时代文化的绝对控制;而后起理论的反拨与突破,则使人感觉到一份宽容与博大,很容易将其与美国当代着名文化学者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理论里要求剔除激进主义、重新发明革命来完成人类解放议程的倡议相联系。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已经告别“文化革命”或“审美救赎”阶段、步入多元开放的“后革命”时代。
二、中国语境与“后革命”特色:文化批评的现实意义
告别尖锐的“文化革命”、进入“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话语,在西方存在以下几个有影响的流派:第一,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以霍加特、霍尔、威廉斯、汤普森、莫勒、霍布森、威利斯、费斯克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第三,以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葛兰西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第四,以福柯、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斯、鲍德利亚、利奥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们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仍是我们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也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文革”后的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曾努力重建历史叙事,使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革命传统建立牢固的历史延续性,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历史确实趋于祛魅、宏大的历史叙事趋于解体,这使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不得不寻求新的表意方式,但是现实的意识形态依然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加上对新的所指的不明晰,使中国思想文化陷入一种新的两难和无根的恐慌。在这种情境下,大众文化的崛起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的想象性战场。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如果从文化接受层面去考察,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不尽一致。一种是以精英意识和纯审美的眼光,对大众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以为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标志,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对大众文化表现出相对宽容的姿态,并从文化人在大众文化面前的失落感中看到了过去的畸形的文化心态和中心情结,从而努力调整心态,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文化格局。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人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丧失原则和立场的一味认同、抚慰的态度。从恶棍、小丑到明星,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作为反面教材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大众文化要么以因软化革命斗志而属于******的性质,要么因经常涉及凶杀、暴力和色情而属于道德腐化性质,总之其恶棍形象反映了阶级斗争论的残余;作为低层次与商品性的大众群氓文化的化身,大众文化难逃“小丑”的角色,反映了精神贵族居高临下的霸权作风;而作为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摇钱树与社会时尚,大众文化借助市场逻辑的霸权摇身变成了当代的明星、成了消费文化的代表。也许在短时期内,大众文化还会有不少角色变迁,但是理想的或曰真实的身份应该是文化中的普通一员,淡化人为的炒作,从伪个性化到真个性化,在顺从与反叛、消费中的制衡与狂欢中的抵抗之间实现大众的自主与文化的嬉戏,使大众的文化努力回归到民间。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如洪水般迅速蔓延,它们不仅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敏锐的学者如衣俊卿、邹广文、胡惠林、刘中树、周宪、李陀、陈刚、戴锦华、陶东风、金元浦、高小康、王一川、王晓明等在大众文化批评和理论引进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第一,大众文化批评时常以表达方式上的主观随意性来冒充理论命题的原创性;第二,以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炫示文化观念的前卫性;第三,以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而妄称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除此之外,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研究多偏重于杂乱的个别现象评说和浅层次的理论介绍,而缺乏明晰的批评立场及系统深入的理论整合与与语境转换。笔者认为:第一,各种形式的文化****主义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绊脚石,全面调整文化斗争心态、彻底放弃思想“一统”观念,以宪政国家法制化规范市场的思路全面解禁现代大众传媒,积极推动高科技的市场转化(包括军工技术的民用化)、努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人文精神含量,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同繁荣。第二,大众文化的崛起是在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合成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强力支持下、基于新型的编码-解码的文化信息理论、在当今泛审美时代的核心思想——体验论美学和审美日常性理念的支撑下形成的,其美学新视点是视觉转向,其主要文化形态是高品质的、总带有虚拟性的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人们借助它们对抗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压力、技术控制和文化霸权,以泛文化倾向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第三,现阶段的大众文化批评是在未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定义而热衷于复述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话语的情况下匆匆出场的,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问题情境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未曾将西方理论话语进行有效的转换和再语境化。第四,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建设必须依赖三个条件:一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文本寻找参证;二是在西方文化及世界文化视野中寻找反证;三是依托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尤其要继承“五四精神”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在文化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探讨大众文化的发展问题。正视本土性,实质上就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坚守文化多元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不坠。第五,只有大众文化品味的不断提升与人文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与操作技巧的迅速提高,大众文化才能既“卖座”又“叫好”。
由于以前的闭关自守和文化封闭,中国文化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西方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所知甚少;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在中国异军突起之后,理论上的激烈交锋也随之发生,各级政府也纷纷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正当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在中国大地上成为新宠之际,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在中国语境中的混乱和不规范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难题。这种混乱不单出现在各种文化实践活动中,同时也存在于理论界的热烈争论中;遗憾的是许多文化实践和文化争论因为源于范畴与概念的错位和混乱而变得无效和无谓。
首先是概念使用上的语境规范问题。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双生共存的,而且基本上是一对带有明显贬义的术语;在他们看来,文化产业只重利润不顾其余,大众文化其实就是商业文化的代名词。20世纪前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概念同时,存在着另一种大众文化概念,即今天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化”。后来,伯明翰学派拓展了文化的疆域,也破除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的成见;他们重塑“大众”形象,将大众文化引人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新空间,把文化定位在普通男女的“生活经验”上,关注文化的日常性和开放性。因此,在伯明翰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就是普通人的文化、是文化的典型形态;文化产业并非洪水猛兽,人们在文化消费的同时,借文化产业的产品进行着不断的意义生产和流通。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概念是一种封闭性的特指,那么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则挣脱了人为的捆绑和约定、独立自由地发展和扩充着自己,两个概念空前开放:这时的它们已根本不可能相互替代,文化产业的对象也不止大众文化一家,而大众文化则越来越倾向于指代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专门向消费者提供以文化内容为消费对象的特殊产业门类;而大众文化一般是指形成和流行于现代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面向城市大众,依托高科技和现代大众传媒,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消费性文化。近年来,大众文化概念在使用中渐与流行文化趋同,有人甚至干脆将二者合并,称为“大众流行文化”。
在文化实践活动尤其是制定“发展文化产业”的规划和措施方面,同样存在因概念模糊而造成的指导无效等问题。例如2001年1月3日颁布的《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将“发展文化产业”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并提出“把传媒业、旅游业、演艺业、美术业、会展业、体育业作为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4]文化产业毕竟是一种文化经济,它有两个必备要素:其一是专门向消费者提供以文化内容为消费对象的特殊产业门类;其二,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性或商品性文化,利润和经济效益始终是其首要目标。因此,确定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必备要素”,否则发展文化产业必将因产业对象不明、概念空泛、突破口难以确定而流于空想,所谓的发展规划也将丧失其本该具备的指导意义。拿传媒业来说,出版中的学术专着和专业期刊(如纯文学类)就未必赚钱,艺术电影也未必能收回成本,怎么能作产业来发展?
其次是理论引进中的照搬和使用中的硬套。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这种话语资源的运用,有人认为“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的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精髓与灵魂”[5](P.31)。因为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大众文化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批判”也已成为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由此而产生的“极大的错位与变形”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把中国的大众文化放置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分析。批判大众文化的人在理论预设上仍然把文化视作为一个超然、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并以此为标准把大众文化逐出文化领域并斥之为“反文化”。二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即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缺少整体的把握。由此就导致了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许多研究者在机械地套用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或研究方法,瞄准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对其严加斥责,显示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情绪色彩以及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活动,语境化就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话语实践本身必须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事实上,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却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无可非议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在跨语境移用时必须进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避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错位。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然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事实的结果。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
在今天,消费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是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但是,如果说因看到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就断言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现在可以独霸天下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道统与知识精英的文化革命传统就此而让位于市场逻辑,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成就,市场逻辑的冲击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因为它存在着这种明显的和人为的暧昧和模糊,这就使德里克的革命思想包括“后革命氛围”理论和“后社会主义”学说在阐释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起码是一种相当有效和有说服力的理论范式。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话语场中,“后革命”显然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斗争意味的共产主义革命已丧失了原典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社会情境和有效性,而单靠“妖魔化”西方再次预设敌手和违反人类常识地疯狂追求革命乌托邦,已使中国社会文化走向崩溃的边缘,因此“告别革命”和深刻反省冷战思维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出(共产主义)革命”后的必然选择;二是指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其立国道统系于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和五四新文化的激进主义精英立场,因此****压迫与不平等、追求不断解放的“革命”意识将长期影响国家主导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将改变原有的主要依靠“强横”的政治和军事暴力推行的方式,转而变成主要依靠“弹性”和“柔性”的国家性财力与舆论宣传渠道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民族立场灌输和渗透给国民,尤其是在全球化压力下中国处于弱势地位的大背景中,“唯一能够救中国”和“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统治理念与合法性阐释也使中共不可能彻底放弃“革命”思维。所以,完全民主化的彻底地市场逻辑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独占鳌头,官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式的格局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消失的。总之,在中国,“后革命氛围”理论不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自觉转型具有较强的阐释效度,而且对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统治阶层的国际生存立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为“后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霸权的一种选择。
在文化产业已经迅速发展为当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获得政府认可和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观点至少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文化资本的内在动力和文化产业的巨额利润,都会成为文化产业强力发展的保证,使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在不久的未来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霸主。在文化产业肯定会急剧扩张的现实情势下,对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合理的批判、审慎的矫正,反倒是难能可贵、相当需要的;因为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对抗,而不是简单的拒绝或反对。要健康地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就必须注意倾听反对的声音,并不断地作出自我调整。事实上,有力的理性批判与再批判,正是西方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持续地良性发展的外部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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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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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J]. 文艺研究,1998,(3).

书名:大众文化的神话

英文原名: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作者:阿兰·斯威伍德 译者:冯建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4月北京第1版

这个周末,笔者粗略地读了一遍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的《大众文化的神话》一书。

以下是笔者的读书笔记内容,该笔记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容及相关问题梳理,第二部分是原文内容摘抄。

一、内容及相关问题梳理

这一部分笔者试图阐述以下问题:

1.什么是文化?

2.什么是大众/流行文化?

3.什么是文化研究?

4.本书作者及其研究状况

5.概述本书主要内容(500字)及作者对大众文化的态度

6.试说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什么是文化?

2008-2011年,笔者曾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民族学(法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除专业必修课“民族学通论”“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学调查方法”“人类学名著导读”“语言人类学”等一定会涉及“文化”的概念问题之外,至少还有两门专业选修课,即李老师的“时尚文化”和祁老师的“文化研究”。……说起来以前的我,大抵不算是不品学兼优的。按理说,当谈及“什么是文化”这个话题时,笔者应该文思泉涌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笔者原本资质就愚钝,加之毕业已有好几年时间了,再没有翻过专业书了,竟至于完全淡忘了。也许,笔者如今是江郎才尽了,想不出也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笔者真应该套用夏丐尊先生在“怎样阅读”一文末尾的话,说:我这无聊的读书笔记,已经费了读者诸君许多宝贵的时间,对不起得很。然后,就此打住,让这篇铁定不会有什么靠谱的新鲜想法的读书笔记无疾而终。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好像被打了鸡血了似的,总在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我捏着鼻子、咬着牙把这篇粗陋的笔记像挤牙膏似的寄出来,那么,它到底会烂到什么程度呢?

如此一来,我也就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往下写喽。希冀淡忘了的知识,能够通过现在乱翻书有所弥补吧。

什么是“文化”?这个看似不难的问题,说实在的,也的确不容易说清。依稀记得,以前上课时,教授们说,全世界光“文化”的定义,有据可查的,就有数百种之多。现在应该更多了吧,毕竟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着,只要和“文化”能够扯上关系的,那么这些学科必定都会对“文化”进行一番定义,而不会仅仅满足于各种经典的文化定义。

那么,关于“文化”究竟有哪些经典定义呢?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文”“化”“文化”的相关论述,西方古代也有关于“文化”的相关论述,此处从略。(具体请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

笔者只想依据《民族学通论》等对现当代的“文化”定义进行一下梳理。

被誉为英国人类学之父的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E.B.Tylor,1832-1917)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一书中,如此定义文化:“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Culture,
or civilization, taken in its broad, ethnographic sense,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后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奥格本、亨根斯、魏莱等人,在泰勒的定义中补充了“实物”一词,使文化成了“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1920年蔡元培在《何为文化?》的演讲中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都是文化的具体事项。这一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三方面内容。1922年梁启超发表《什么是文化?》一文,认为: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包括种族、政治、法律、教育、饮食、服饰、住宅、交通乃至考工、农事等方面的内容。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第一次将文明与文化进行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198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上,有学者指出:文化的概念就像“模糊数学”“模糊逻辑”一样,它的界域本来就是不可确定的。现在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而中国民族学界,则倾向于这样来定义文化,即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

美国现代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这是人们由于同属某个特定的集团而学会的并和其他成员共有的东西。与我们肌体的遗传不同,它是我们的社会遗产。它是能使我们得以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主要因素,它给予我们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它帮助我们估计别人的行为,并使得他人对于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

美国现代著名传播学教授拉里·萨莫瓦尔和理查德·波特认为:文化是一个大的人群在许多代当中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获得的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念的积淀,以及他们获得的物质的东西和所有物。文化表现于语言的模式及活动和行为的形式。(We
define culture as the deposit of knowledge, experience, belief, values,
actions, attitudes, meanings, hierarchies, religion, notions of time,
roles, spatial relations, concepts of the universe, and artifacts
acquired by a group of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generations through
individual and group striving.Culture can include everything from rites
of passage to concepts of the soul.)

美国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教授在其著作《文化与组织》(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中,将文化称为“心灵的程序”(mental
programming)或“心灵的软件”(software of the mind)。

中国张占一教授将文化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前者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后者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文化使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文化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哈佛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将文化精辟地概括为“个体的内在修养、人类的各种活动、群体的日常休闲”。

英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一)在《文化的观念》中指出: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自我隐藏和遮盖。文化以冒充自然的方式存在,使一切看上去是自然。文化在“历史”语境下有三种含义:1.反资本主义的批判。2.整体生活方式的复数化,即存在多种生活方式。3.专门用于艺术。伊格尔顿认为,文明被赋予了一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而文化代表了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从以上众多的文化定义中,不难看出:其不同在于学者的专业视角。就笔者而言,在服膺我们民族学文化的定义和认同其他各种“文化”的定义的前提下,我更青睐萨莫瓦尔和波特的定义。

什么是大众/流行文化?

与“文化”概念的众说纷纭相比,“大众文化”的概念也是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语中的大众文化可以用英语中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而英语中的相应词语也并非就是和汉语简单对应的。西方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对应着两个英语词组,分别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当西方人用mass
culture时,它不仅仅指的是汉语的“大众文化”,而且还强调这种文化是一种数量多的、易被操纵的、普通的、低俗的、公众的文化。这种mass
culture,反应的是混乱的大众的单一的诉求。这种mass
culture的典型理论就是所谓文化工业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其观点是: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灌输给原子般的大众的文化。当西方人用popular
culture时,它也不仅仅指的是汉语的“大众/流行文化”,更强调这种文化是一种属于民众的、受欢迎的、受喜爱的、广为传播的文化。相应的,这种popular
culture,反应的是理性的大众的多元的诉求。这种popular
culture的典型理论就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即大众文化是一种大众可以起主导作用的文化。

英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认为:大众文化是众人喜好的文化(流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通俗),是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媚俗),实际上是大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民粹)。这实则是威廉姆斯对popular一词的四种界定,即流行、通俗、媚俗、民粹。因此,这还不能看成是“大众文化”的定义。

和“文化”的定义一样,“大众文化”的定义也非常之多。不过,概而言之,“大众文化”的定义主要有六种。

英国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一书中对“大众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总结,斯道雷将“大众文化归纳为以下六种: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Popular
culture is well-liked or widely
favoured)。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之后所剩余的文化(Popular
culture is not HIGH
CULTURE)。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s MASS CULTURE)。4.大众文化来自人民是人民的文化(Popular
culture emerges from the people and is for the
people)。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和统治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Popular
culture is a site of struggle between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groups in
society)。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界限的文化(Postmodern
culture is the collapse of high/low culture
distinctions)。前三种“大众文化”的定义,其侧重点在“生活”,而后三种“大众文化”的定义,其侧重点在“政治”。

未完,容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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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文内容摘抄: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戴锦华

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兴起的年代。

文化研究无疑是20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一次世界性思潮,一个新的、全球开拓性的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领域。

文化研究在其开端处便具有极为鲜明的本土文化实践的特征,而且跨洲越洋,它始终是本土文化批判与开拓新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场域。文化研究所谓的“本土”,永远不会是一块飞地或一座浮城。一如无休止的开发,在最后摧毁者生物多样性的世界;全球一体化或曰一极化的进程,正抹去文化多样化的丰饶。但大都市的无名景观,尽管不再以其空间铭写记忆、标识差异,但在高楼深处,历史却仍在一片沉寂中饶舌。本土的文化研究,不是要欣然或悲慨地复制一幅全球皆然的图画,而是要显影现实书写中的空白,恢复被删除的历史“文件”。

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份理论的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展示某种形成之中的“传统”——社会批判与别样社会实践的传统,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入一个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换言之,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故而,对欧美文化研究理论的译介,不仅仍有着“他山之石”的意味,不仅关乎所谓“他人的话语”/“自己的故事”的老命题,而更多地出自对不同的本土历史脉络的呈现、梳理和参照,出自对这一形成中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展示和承接。

所谓文化研究之传统的真意,正在于以全新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原创,使之成为鲜活流淌的学术、思想及行动的血液。

就文化研究的传统——一个开敞自己、始终在形成之中的传统而言,重要的不仅是对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注,而且是对底层、社会无声群体的倾听;不仅是文化批判,而且是在别样的历史、文化与生存中寻找新的资源和可能。那是发生之中的历史,为了明日的往昔。

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

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脉络,文化研究肇始于冷战岁月。然而,如果我们仍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作为文化研究的实践和精神的源头,那么从一开始,它便并非冷战逻辑的造物,相反,是自觉超越、碎裂冷战结构及其铁血逻辑的文化突围。

尽管作为一种批评实践,文化研究较多地涉及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与媒介/影视研究,但文化研究并不以其研究对象而反身定义自身。越界的文化研究拒绝为自身设定边界。其选取研究、思考对象的唯一依据,是呈现并应对变更中的社会所提出的思想与现实挑战。

目前文化研究实践的对象特征,正是瞩目于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文化工业所出演的、有力的匿名建构者的角色。

今天,文化研究是某种有效的本土文化批判的途径,但仅有文化批判远远不够。因此文化研究同时是寻找“另一个故事”的理论与实践之路。

译者导论

——受众的抗拒神话?

(译者:冯建三)

英国威廉姆斯说:“‘文化’是英语字汇当中,一或二或三个最为复杂的字眼。”因此,威廉姆斯宁可选取popular取代mass,而以“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替换“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本书作者(阿兰·斯威伍德)对于所谓“大众文化”这个用语及说法,同样不以为然,我们从书名可以察知。

人就是人,如果是报章杂志的消费者,这个人就成为“读者”;如果是收音机广播的消费者,这个人就是“听众”;如果是电视广播或第四台、卫星电视的消费者,这个人就是“观众”。研究新闻及大众传播现象的人,为了讨论的方便,现在通常将以上身份的人,统称作“受众”。

研究人的传统由来已久,大众传播领域之中,研究受众的传统也长,但近十多年来,这个传统强调的是受众的主动性(activeness)、愉悦(pleasure)、爽(jouissance),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以研究受众为风尚,甚至“崇拜”受众的地步。

为什么强调受众及其主动性的研究,会在70年代以降,文化生产消费过程已日形资本化、集中化、商品化的背景下,摇身变为学术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显学?

1972年,对于媒介现象亦深有研究的社会学家甘斯,声称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进入“饥荒时期已久”。

在英国方面,安德森曾于1969年撰文,指称英国知识界欠缺了古典社会学的传承,空有坚实的文学与史学基础。但柯林斯却以后见之明认为:“安德森以为不幸而有所缺憾的英格兰古怪之处,反倒是英国媒介研究得以独树一帜、得以坚强有力的泉源。”柯林斯说的,正是凡科际取向,不设定知识流派,但本源于英国之文学及历史研究,复又能够对其继承产生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研究”。

黑中带灰,在受众典范之下,不仅存在着前已指出的“使用与满足”及“文化研究”的差别,在文化研究之内,亦尚有不同的重点。

波德里亚说:“在大众媒介的时代,大众被迫静默(forced
silence)。(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被动或疏离的表现。反之,我认为这是具有相当创意的策略,是具有崭新意义的挑战形式。根据这样的形势逆转,我所提炼得出的视野,与乐观或悲观无涉,而是反讽与敌对意味十足的观点。”

史派克援用Michel de
Certeau所举的例子,引申而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当道,并且日炽一日的现在,却还在强调受众的主动性,无异于阿Q式的自慰。

英国流行艺术工作者Richard
Hamilton说,大众文化具有“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瞬间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撩拨性欲、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足以带来大笔生意等十一项特质。”

引论

笔者(作者)撰写本书的动机,在于试图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关阶级支配的种种问题;笔者尤其关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赓续过程中,国家(state)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么一个大题目下,因而有本书的写作。最近几年来,学界对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不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说,深感兴趣。

一般说来,这股复苏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下列人士之著作,重新为人发现与诠释:卢卡奇、柯西、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罗士多斯基,以及本雅明。

当代社会又另起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浪潮,环绕着结构主义的理论以及法共哲学家阿尔都塞而进展。当代这股思潮,汹涌向前,目标是建立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并且排斥20与30年代这些老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重点(以人性关怀作为起点)。不过,无论是其观点重新为人诠释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或是当代这些马克思主义健将(阿尔都塞等),他们的论述大抵是哲学式的思辨,是知识论上的辨伪,并且是采取了相当抽象的取向;社会学式的具体研究,并且兼及历史面向,总还是有所欠缺。

在法兰克福学派等人(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克拉考尔、洛文塔尔)的著述中,社会主义的目标,变成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诸子著述于20与30年代,当时的奥地利、德国与法国境内,阶级抗争掀起了漫天的巨浪,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却认为,以马克思的概念来论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他们以为,这个时候的市场机能已经由国家机器大举介入;在生产与行政模式里,科学与技艺的角色又已物化而遵循自身的规律,不再是人们所能职掌;就工人阶级而言,他们以消费为尚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引以为重的阶级抗争,化作夸夫滥言。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然变成了大众社会(mass
society)。

如果我们从历史沿革仔细进行比对,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理论,早在他们被纳粹驱离德国以前,已经卓然成形;该学派的主要理论家流亡到了美国以后,只不过是据此而发展出来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取向而已,此时他们称此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研究。依照他们的说法,囚禁工人阶级的牢房,又岂只是反理性的心理作用与意识形态上的欺骗(支持“专制的”政党)?资本主义底下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介,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人无所逃遁。

法兰克福学派是绝对的悲观,马克思主义教条论者则是绝对的乐观,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前进性力量,攀爬到了19世纪中叶已到顶峰,逾此则一路下滑,必定渐次陨落,而终于在20至30
年代之际,从历史舞台消失。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资本主义的衰亡,清晰可见,因为资产阶级的权威与价值观,已经日渐薄弱,资产阶级势必饱受质疑;到底他们的统治,有何正当性可言?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分子或是托洛斯基派认为,在某些经济与社会律则的运动下,配合着纪律严明的革命党之运作,资本主义同样注定要“烟消云散”
   。
总而言之,在此两大视野照射下,资本主义的诸般文化与社会关系,如果不是堕落为野蛮文明之城,就是在革命性的行动中,成为社会主义者所欲营建之社会的基础。

本书的主要论点如下: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科学技艺以及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绝非如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说,已然或即将沉沦至“野蛮之境、无意义之城”,并且也绝不是滑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繁复性,已经臻至史无前例的顶峰。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毫无“最后的危机”可言,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同样没有最后的危机之可能。实情绝非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适巧强化而不是摧毁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眼前我们目睹的社会结构,实乃极其复杂而且具有自主性,其间糅合了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政治团体、职业公会以及五花八门的传播与文化媒介,其上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所不在;这些运作于社会结构之间的组织,它们所能发挥的中介影响力,大过资本主义衍展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所具有的“进步”力量。

马克思主义教条论者、像艾略特、利维斯这样的文学评论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认定资产阶级是无能的,没有活力而不能创造文化:资产阶级的能耐,只能创造苍白而机械般的文明,却“对人生无所尊重”——实情果真如此,则社会及其文明也就迅速往下坠落。笔者(作者)将在第一章指出,如此的大众文化理论,其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根本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在建立了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种种文物机构与制度(诸如大众媒介、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等)之时,同样也铺陈了雄厚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使得具有民主文化潜能的事业(诸如图书馆与种种层级的教育设施与器物)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派,大众文化的文艺评论家与文化理论家,双方译笔同调,他们把文化这个概念抽离架空了,使得人们无法看清“文化”其实是受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塑造的;以此观念讨论文化,则文化也只不过是独角兽一般的概念,我们因此经常听到“文化是整体密不可分的”(culture
as a
whole)之类的说法。这些理论硬是把文化与社会拆了开来,它们研究的焦点完全在于文化,把文化当成是抽象的观念;它们忘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有其具体的形式,依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受制于特定的因素。这些理论家以其主观判断与道德评价率意孤行,结果是科学性分析全然没有立足余地,但粗糙的文化“消费”说,反倒是据地为王。

除了这两类大众文化理论,本书还要检讨第三类观点,姑且名之为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依此理论,则文化成为“存在”(that which
exists)的同义词。文化也者,只不过是日常生活里,层级井然的消费类型而已;尖锐而深层的问题,如文化与阶级支配的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全然在此视野消失无形了。多元论者的大众文化观,认为社会是整合为一体的,他们视此为极其自然之事,从来就不去质疑现状的合法性,遑论其是否合理。依其说法,文化也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所表达的诸般价值,也就与阶级无涉、与社会结构无关。

前举三类大众文化理论,就其政治与社会意义来说,都是非常之保守的。

大众文化这样的概念,似乎是把人群生硬地分作二类,认为凡夫俗子合当听命,不必也无能参与,而精英或精英集团则提出主张,替大众遂行决策,作其君师。但笔者(作者)抱持不同的看法,我(作者)认为文化是一种实践,是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然后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

第1章 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社会论述之起源

二、大众社会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形式

三、大众社会是多元民主的一种形式

第2章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一、文化、技艺与生产:托洛斯基的批评

二、霸权与整编理论

三、工人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的霸权、阶级支配与意识形态

第3章 小说与无产阶级的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

二、文化与阶级:从乌合之众到组织有序的劳动者

三。工人阶级是资本体系的囚犯

四。改革主义与革命

五、福利国家、平等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文化

六、无产阶级小说的神话

第’4章 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

一、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意识形态的支配

二、合法性与“公共领域”的概念

三、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

四、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危机

第5章 大众文化或是文化的民主化

一、社会形构与不同的文化位阶

二、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

三、现代文化的式微

四、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文化

第6章 文化与集体原则

未完待续

谢谢阅读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是国内最早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在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以下简述为90年代)。1999年,戴锦华写作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首次出版就被奉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圣经”,今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戴锦华的《隐形书写》《雾中风景》和《浮出历史地表》。长江日报读+借此机会专访到戴锦华,试图从90年代的渊源里,梳理些许今时今日大众文化的面貌,但她如今对“大众”这个概念感到疑惑,她更愿意称之为“流行文化”“分众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她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些领域,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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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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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风俗习惯,流行文化让人变蠢?

《隐形书写》首次出版是在1999年,如今再版,已将近20年。“这本书现在读起来,可能历史资料的意义更大。一方面,我确实觉得这本书试图解决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发生了丰富的变形。”戴锦华说,“希望这本书仍然能够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路径”。

今天,人们掀起了新一轮对所谓大众文化的口诛笔伐。回到90年代,一切都不是新鲜话题。大众文化的滋养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90年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

在《隐形书写》的绪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中,戴锦华开篇便写道,“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众’文化始终在通过不尽相同的途径或隐晦或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只是由于某种文化的‘视觉误差’的存在,使它长期以来成了文化世界之外的盲区。而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

大众文化一面生机勃勃一面争议满满,被所谓的精英主义嫌弃,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她的新书《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里痛批,“电视、名人文化和青年营销是大众文化反智的三架马车。”作家卡尔维诺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进行了他个人的首次美国之旅,他在《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中写道,他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既乐于带着优越感翻阅那些粗鄙而情色的读物,又忙不迭对其嗤之以鼻;文化精英是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但却不屑消费他们所制造的产品,反而执着地哀叹人文情怀的沦丧……不过,卡尔维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并非全然否定,他认为,“通过节目传达和教会人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质疑的态度,去反思现实生活,去关注讨论的技巧,去理解相反的观点,这就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任务……”

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和卡尔维诺的某些想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她在90年代便认为,站在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斥为“垃圾”并感叹当代文化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但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

在新版《隐形书写》中提到“大众”文化,戴锦华都在“大众”一词上打上了引号。采访中,她解释,在数码转型冲击的现代社会,精英或大众的群体划分变得模糊而可疑,由此而来的“大众”文化是否真的存在,她持怀疑态度,她更愿意以流行文化称呼。但她比以往更加重视对这些领域的观察,因为“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