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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走近费孝通,将沉重书写在东北大地上

张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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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这次到吴江参加《江村经济》七十周年研讨会,碰到一个北大的博士生,他问我你们中南民大的那位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张莓现在在哪里。我说她刚从美国回来,他说难怪这么多年多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说现在与张莓在一个学校工作,算是同事加朋友吧。就从那次研讨班说起,费老1995年组织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我们中国人类学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的恢复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是我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当时我去的时候还不是那里的学员,我是最后两天过去的,当时闭幕式时你在不在?

小引

一个金秋时节,一位白发老人住进苏州饭店,面朝南园,触景生情,写下了四行诗句:

万山千水行重行                                        老来依旧一书生  
                                     笔下难尽胸中意                  
                   愧忆南园读书声  

这位老人,就是费孝通先生,这一年他83岁。

郝苏民教授和研究生探讨学术问题

张莓(以下简称张):闭幕式我应该在吧。徐:在那个大教室里面?张:大教室每天都在,但是最后两天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徐:我当时是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执行主编的身份参加闭幕式的,在会上宣布了几条对你们学员的优惠条件,第一是赠送学报,第二是你们的文章我们优先考虑发表,第三条是欢迎你们的田野报告,当时那次会议上只有二位女士……张:我和李友梅,她是费老的学生。徐:她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副校长。张:那时李友梅已经留法回来了。徐:是这样。那今天想请你先简要的谈下你的经历吧。张:我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章开沅、张舜徽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同班同学马敏现在是华中师大校长。我在还没毕业之前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当时社会学刚刚恢复,并没有太多的书籍和相关资料,也不知道哪里找到社会学的教师。而我立志要考北大的社会学硕士,但是社会学研究生是要考高等数学的,作为文科学生尤其是文革期间并没有系统的学习数学的情况下这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我…可以说是为了考北大吧,也觉得自己年轻,又开始自学数学。当时普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崇拜自然科学,对于数学的那种精确性和优美总是很痴迷。所以现在看来我自己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就这样一直为了考北大而花大力气加强自己的数学,而且我自己也认定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和模式的方法才是社会科学的唯一出路,对社会科学中,或者那个时候的社会科学思想随意设置抽象概念,对政治进行庸俗化的学术叙述尤其反感,所以把数学公式当作解放的出路。后来到美国以后才逐渐地明白所谓历史和政治是任何人也无法逃避的,而且也发现数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解放的道路,…徐:我想插一句,你是哪一年本科毕业的?张:82年徐:毕业以后到哪里?张:分配到湖南省湘潭市电机厂中学。徐:在那里自学?张:一边上课一边自学。将近三年。徐:然后就考出来?张:后来就调到中南民院了,在政治系,当时才开始知道吴泽霖先生。徐:当时教什么课呢?张:历史方面的,因为我是历史专业毕业。1985年前后一直准备考硕士研究生,当时考研究生的人数还不是很多的。后来我的老师把我推荐给吴泽霖先生,就在吴老先生门下读了三年。徐:你很幸运。张:真的很幸运,我们是三个学生,他们二个后来都不做人类学了。徐:那在你以后吴泽霖先生有没有再招学生?张:有,但那时吴老已经不能上课了。徐:那你应该是唯一的、吴老身体完全健康时期给上过课的学生。张:是不是唯一的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当时不太注意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学生。那时一个星期有几天听吴老讲课的,但是…我算不上是非常的用功的学生。徐:上次我采访了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徐平,他应该是费老的最后一届学生了,当时他谈到费老间的那种亲如祖孙的关系,那时费老也是八十多岁了,他们年龄相差有六十多岁。那你现在能不能讲讲吴老先生对你的影响,留下的印象。张:吴老是我终身崇敬的教授,他平静如水的人格魅力,那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格,使得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做什么都能使他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我想,当一个人被他的民族视为国宝人物时,就会有这样静静的东西,象深谷幽兰一样,不绝如缕地向人间吐出香气。可能别人并没有视他为国宝级人物,但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会这样看。徐: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张:嗯……我们经常在南湖边散步,听他讲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讲与其他一样有留洋经历的清华同事打网球的经历时显得很开心。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曾经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依然那样的平和处事,他的这种对大苦大难的平静不是吓破了胆的麻木,不是变得象祥林嫂一样悽悽惨惨,也不是因遭遇恶劣对待,心中便充满仇恨,他的超级不平凡是一种对待苦难的智慧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伟大的乐观人生态度,有许多人从宗教里才能获得这种美丽人生感悟,而吴老却不是的,那他是通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达到这样的意境呢?我没有问过,也不知道,我猜想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生就注定成为精神贵族,这不论他身居高位,或是贬为贱民,就象吴老被罚去清扫公厕多年,他扫得比真正的清洁工还有好,有这样的品格,世界的丑恶便后退了。徐:他那时已经没有什么行政事务了,所以你确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张: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幸能接触到应该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缔造者们中的一员,而我的同代人就没有我那样的幸运。我们有时对他讲的东西发表些不同意见,他从来不会感到反感,但也不会告诉我们答案,让我们自己去思考。他从来不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我们是来接受的,不能有任何质疑。在吴老那里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到有压力。后来吴老住院了以后我们经常去医院探望,他就从病床上起来和我们谈话。那时吴老传授给我们的学术上的理念和观点在我到了美国之后才更加地得到验证。所以,怀念老师是自吴老去世后,从未间断过的感情。其实那时我在学识和思想观念上不算是很成熟的,吴老虽然没说但我想他还是有些失望的。我一直遗憾没有真正从吴老那里学习到他真正思想内涵上的东西,挖掘出我们应该挖掘的东西。因为当时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就错过了。我想吴老还在的话我会有很多很多事想和他说,说我在美国的收获,说这些年来经历的一切的一切,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徐:但无论怎么说你已经非常幸运了,吴老在解放以后真正从头到尾带出的研究生,并仍在人类学领域可能就只有你了,你可以说是他唯一的一个真传弟子。张:这我不清楚,是不是只有我一个,因为我后面以他名义又招收了一届,但吴老身体已不太好了…徐:材料里记载是没有的。徐:那你就这样被吴老推荐到美国去读书了?张:不是,吴老去世后,我想考北大费孝通先生的博士,但却因为外语差两分而没有读成费老的博士。徐:后来就参加了高级研讨班,95年?张:对,后来我申请98年的国家留学基金,当时留学政策有所变化,从把名额下放到各学校变成了全国统一考试,送北京评审。大概是因为评审的专家知道张玫参加过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考过费孝通的博士,所以就强烈推荐。这样98年我就去了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系。

一、童年时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成长,与滋养他的故土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生于江苏吴江,那一带气候温和,雨水充沛,人文荟萃。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江就在苏杭之间,算得上一方洞天福地。

费孝通生长在一个温暖的家庭。母亲名字里有“兰”字,父亲爱种兰花。

小学时代的费孝通,体弱多病,经常缺课在家。小伙伴们给他起了绰号“小废物”。加之他又好动,和班上的男生难免有矛盾,争斗过程中常常吃亏。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最后不得不把他转入振华女校,托友人王季玉照顾。

(资料图片)

二、父亲的言传身教

童年时期,费孝通因病缺课,在校的机会少,在家的机会多,与父亲接触的机会也多。

父亲费璞安先生时任江苏省视学,经常到各地考察,调查教育,回来就写调查报告。每次都带回一叠叠材料,有教师教法,课堂评价语录。这些材料既生动又鲜活,还有各种数据分析,这为以后做乡土研究的费孝通留下了深刻记忆。

他在《记小学乡土教育》一文中回忆:

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以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发现有未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有错别字。

然而,对费孝通影响最大的是,父亲每次带来的地方志,上面记载了各地的地理、历史、名胜、人物、民俗。费孝通一有时间就去翻阅,日积月累,收获颇丰。

  2001年,在郝苏民先生的主持和协调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西北民族大学顺利地联合举办了第6届全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孝通先生亲临研讨班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重要发言,韩国首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的蒋斌先生等著名学者也出席了这次研讨班。这次高级研讨班是西北地区人类学研究者的一次盛会,没有郝先生的联络和组织,不可能取得如此完满的成功。

三、师从吴文藻

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遇到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吴文藻先生教授社会学原理、进化论、社会理论等课程。吴先生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社会实际,应该为当地的社会发展服务。他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分析总结,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样才可以形成符合社会实际的社会学理论。

吴文藻先生的主张,鼓舞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下乡锻炼,为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开创了新风气。费孝通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坚持不懈地做实地调查,成为吴先生卓越传灯人。

  我手边保留了郝先生1995年11月23日给我的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有许多感慨。信中首先提到我寄给他的一本先父遗作《马寅同志论民族工作》。他与先父一起参与过多次有关民族工作的会议,并一起去过云南沙甸等地,他称先父是一个很值得怀念、学习的老朋友、老同志。郝先生在这封信中特别谈到自己的学术工作,主持一个研究所,办一个刊物,主持一个民俗学硕士点。我紧追快赶,尚未干出点名堂,年已届六十,一切来不及了,只能把心愿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他还提到费老曾与我及谷苞接触,想在这里搞一个培养民族学博士生的点。这封4页的信中,一位历经坎坷但报国之心不泯、为中国学术研究殚心竭虑、满腔热忱培养年轻一代的老学者的激情跃然纸上。

四、严格的学术训练

在清华,费孝通又拜史禄国学习人类学。史禄国先生性格内向,对学生的要求严苛,专门为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训练计划。计划里详细叙述了要学的内容,分别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文化。

费孝通在《人不知而不愠》一书中写道:

他从不扶着我走,只提目标和创造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学这一课程上,从没有做过一次系统讲解。
     

他为我向生物系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门有两个钥匙,他一个,我一个。他就让我独自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是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开门进来看看我在做些什么。当他经过生物馆时,就可以用钥匙开门,进入我的工作室。这时,我大多回宿舍去了。他正好可以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就留下“重做”的批语。一看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学习方法,让费孝通慢慢培养了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艰苦的研究工作中,费孝通只能靠算盘、算尺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是这种条件下,培养了费孝通坚韧不拔地研究精神。

  郝先生对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建设下了许多功夫。据我所知,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在郝先生的安排下到不同的大学进修并获得博士学位,如郝先生先送马忠才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一年,随后又鼓励、指导他攻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还推荐满珂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些年轻学者已经成长为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新一代学术骨干力量。

五、应是鸿蒙借君手

回顾费老的一生,他的诗足以慰风尘。“万山千水行重行”,说的是他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

“老来依旧一书生”,可以窥见他晚年生活的创作热情,他从容自如地“思想操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几十篇力作。学术上更是“老树开新花”:

《乡土重建与乡镇发展》

《学术自求与反思》

《走出江村》

《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

《个人.群体.社会》

     ……

也许,大家可以从他的学术论坛会上,找到他对人生的看法:

“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的。就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相,而没有讲在社会生活里的人的个性。只画上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到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

  从1992年认识郝先生以来的这20多年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西北地区开展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是在郝先生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如,200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民委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调查项目,甘肃省有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课题组在甘肃的调查活动得到了郝先生的大力支持;2004年我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西部开发中的人口迁移与民族交往,在最后选定的开展问卷调查的6个城市中,兰州和格尔木的调查也是委托郝先生完成的。我想郝先生这些年来所支持和鼓励的年轻学者,除了我和北京大学的朋友们之外一定还有许多人。

  我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也在《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快到退休年龄,而年届八十的郝先生仍然坚持继续主编《西北民族研究》,亲自撰写各期的卷首语。这种为中国学术发展而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是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敬佩和感动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